魏王李泰
唐太宗见太子李承乾屡教不改,便动了废立之心,开始属意第四子,即长孙后所生的次子、李承乾的胞弟魏王泰。
魏王受宠荒唐胡为的李承乾相比,魏王李泰几乎继承了父亲唐太宗与母亲长孙氏所有的优点。他不仅有才华,善作诗文,爱好经籍、舆地之学,而且有胆略,善于扩大自己的势力与名声。这也是唐太宗最赏识的地方。李泰的经历似乎比较复杂一些,历封宜都
王、卫王、越王、魏王,历任扬州大都督、左武侯大将军、鄜州大都督、相州都督。
李泰的得宠与李承乾的失宠大体上是同时发生、交互消长的。唐太宗几乎是有意鼓励李泰夺取储位。他循序渐进,采取各种手段表示自己对李泰的优宠。例如违背礼教规定,每月赐给魏王李泰的供给出太子李承乾的还多,故意让魏王府凌驾于东宫之上;李泰腰腹肥大,行动吃力,太宗特许他乘小轿入朝。太宗临幸李泰府第,又破例为他赦免长安死囚,蠲免魏王府所在坊区当年租税,赐泰府僚属及同里老人各有等差。这种恩宠是君主才能享有的,唐太宗施之于李泰,无疑是向众臣显示他意立李泰为太子。唐太宗还特许李泰在魏王府内开设文学馆,招引学士,这表面上是表彰李泰礼贤好学,实际上是仿照唐太宗为秦王时置文学馆的旧例。一时之间,魏王府人才众多,门庭若市,这不仅为李泰拉拢朝臣大开方便之门,而且使群臣可以猜测到唐太宗的用意,更何况唐太宗曾经公开表示:“人生寿夭难期,万一太子不幸,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!”唐太宗为李泰夺嗣,千方百计抬高其地位,预先造成宠冠诸王的既成事实,好为其将来继位作准备。
大臣反对唐太宗为李泰谋立太子的态度如此鲜明,为什么李泰最终没有立成呢?关键是当时的重臣持反对态度。
早在贞观十二年正月,唐太宗声称“设无太子,则母弟次立”,暗示魏王李泰可以取代李承乾。魏征当即表示不敢苟同,认为“立嫡立长”是皇位继承的根本原则。在大臣们看来,李承乾虽然不肖,却也没有坏到被废的地步。后来,唐太宗对待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薄此厚彼的做法越来越明显,大臣们对太宗的恩宠逾制公开表示不满。褚遂良曾上疏说:“您虽然特别甚欢魏王,但规格不应读超过太子。如果名分颠倒,当亲者疏,当尊者卑,容易让奸佞小人钻空子,祸乱国家。
但唐太宗根本不理这些话,甚至令李泰移居武德殿。武德殿曾经是李元吉的住所,唐太宗的意图,除了与李泰往来的方便之外,更重要的是借此提高李泰的地位。
魏征就此事上疏唐大宗。魏征在疏中并没有讲立嫡以长的原则,也没有谈历代立嗣的成败,而是单刀直人,诉诸于父子亲情,暗示兄弟阋墙将导致玄武门那样的流血冲突。唐太宗杀弟弑兄,夺取帝位,置”立嫡以长“的原则于不顾,在选择嗣君时主张立贤,却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子孙重演这一悲剧。经过一番考虑之后,唐太宗不仅收回了令李泰移居武德殿的敕旨,而且指派魏征为太子太师,辅佐李承乾,并向群臣宣布:”方今群臣,忠直无逾魏征。我遣傅太子,用绝天下之疑。”
贞观十七年五月,唐太宗针对李泰党人散布的“太子李承乾脚有毛病,而魏王李泰聪明,领悟力又高,时常随太宗出游……已有附会者”的流言蜚语,特对群臣申明:“太子虽然脚有毛病,但并不是不能走路。而且《礼记》记载分明:嫡子死亡,则嫡孙继位。太子的儿子已经五岁,我绝对不会使庶子接替嫡子,打开夺嫡祸源!至此,唐太宗己对众明确宣布绝不以庶代嫡,杜绝了李泰党人的非分之想。
但是,对李承乾和李泰来说,唐太宗改变态度并没有发生预期的作用。李泰并没有因唐太宗改变态度而放弃夺嫡的念头,而立承乾也没有感到真正的轻松。最终,李承乾因密谋发动政变而被废黜。
两难选择贞观十七年四月,太子承乾被废,魏王李泰、晋王李治作为长孙皇后所生的嫡次子,都有继承储君的资格。但是李泰的条件比较优越,他年长李治9岁,有一定的政治背景,尤其是得到太宗的宠爱和支持。朝中大臣岑文本、刘洎看太宗脸色行事,上疏太宗请立李泰为太子。
而李治生性柔弱,喜欢安静,给人们的印象是“宽仁孝友”,虽然身为嫡子,却并没有得到唐太宗过多的关注。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:李治小时候刚一开始学习《孝经》,太宗就书中要义问他,李治这样回答:“夫孝,始于事亲,中于事君,终于立身。君子之事上,进思尽忠,退思补过,将顺其美,匡救其恶。”太宗十分满意,夸奖他说:“能够做到这一点,足以事父兄,为臣子矣。”
不过,唐太宗对李治的赞赏,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宽慰。太宗本人刚毅多谋、胆识俱佳,而且雄心勃勃,不甘屈于人下。李渊起兵太原,太宗参与谋议,联络豪杰,统军出征,剿灭群雄,冲锋陷阵,指挥若定,为大唐王朝的建立与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,充分显示了他的出众才华。尤其是在“玄武门之变”前后,太宗谋夺储君之位,同室操戈,弑兄杀弟,迫父让位,策划周密,毫不手软。所以,对于“仁懦”、“柔弱”的九皇子李治,唐太宗深感与自己不甚“相类”,认为他根本不可能继承大统并在政治上有所作为。
李治虽有诸多不利条件,却有一个绝好的武器,即舅舅长孙无忌的大力支持。“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,帝以太原石文有‘治万吉’,复欲从无忌。”这可能是高宗朝修《实录》、《国史》的史官,为了制造高宗运应天命的把戏编撰出来的。实际上促使唐太宗重新考虑立嫡的绝不是“石文”预言,而是长孙无忌的“固欲立晋王”的态度。
李泰、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,为什么长孙无忌会如此薄此厚彼呢?这与长孙无忌不愿失势有关。长孙无忌在“玄武门之变”中立下大功,是唐玄宗贞观年间的重臣。贞观晚年,唐太宗对功臣子弟参与争立(宰相杜如晦之子杜荷参与李承乾的谋反,宰相房玄龄之子参与李泰谋嫡)表现出强烈不满,对许多大臣都产生了猜忌之心,而长孙无忌及其子弟都没有介入李承乾与李泰的党争之列,又兼皇亲国戚的特殊身份,使得唐太宗对他特别信任,导致他权势日隆,大到可以左右朝政之势。
长孙无忌已经大权在握,当然不愿意失势,更乐意拥立一个懦弱听话的外甥当皇嗣,以便将来操纵政权。选李泰显然不合适,因为李泰于贞观十一年置文学馆收纳了诸多人才,以后又有文武群官投靠门下,已经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党羽势力,一旦上台当了皇帝,肯定会重用自己的亲信,不会重用长孙无忌一类的老臣。而且李泰业已成年,有一定的政治能力,长孙无忌想控制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而李治就不同了,他为人懦弱,又没有自己的政治势力,所以成了长孙无忌期望的最佳人选。故为此,长孙无忌极力美化李治,将李治的懦弱赞扬为“仁孝”。一旦“仁孝”的李治嗣位,他的擅权也就没有问题了。
另外,李泰与李治争立太子的矛盾,背后涉及功臣子弟与元老重臣的权力分配问题。李泰的党羽多是一些功臣子弟,比如柴绍之子柴令武、房玄龄之子房遗爱、杜如晦之弟杜楚客等等。这个集团与长孙无忌是有矛盾的。这些功臣子弟年龄较轻、阅历较浅、职位较低,要想自己掌权,必须把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赶下台去。长孙无忌想巩固自己的权势,当然也要排斥这些功臣子弟。
李泰本人也没有想过拉拢朝廷元勋。他仗着父皇的宠爱,自以为皇太子非他莫属,从不收敛自己的行为,连朝中的三品大员都不放在眼里,还因为三品以上的公卿对其不下马行礼而怀恨在心,居然到太宗面前告状。李泰目空一切、傲视群臣的态度,让朝中重臣极为不满,结果导致朝中有权有势者多被长孙无忌拉过去站到了李泰的对面。
“自古嫡庶无良佐,何尝不倾败家国”,这个道理唐太宗十分清楚,如果他选择的继承人得不到贤相良臣们的拥戴,保存基业是很困难的。李泰的党羽多为不肖的功臣子弟,非属“良佐”之列;李治则得到了以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李世勣为代表的有势力的核心集团的拥戴,可以保证“贞观之治”的政策得以继续贯彻实施。唐太宗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陷入了两难,按感情来说,他一贯倾向李泰;从理智来说,他不能不择取李治。
为了争取李泰能获得元老重臣的支持,庸太宗曾故意放出话来试探大臣的反应,叙述了魏王泰“自投我怀”的亲密之情,还转达了李泰乞求立为太子时的奇怪许愿:“我只有一个儿子,如果我死了,一定把他杀掉,传位给弟弟晋王(李治)!”此言一出,马上遭到褚遂良的反对:“陛下失言。哪有身为皇帝却肯杀他的爱子,而传位弟弟的?陛下从前既封李承乾当太子,而又宠爱魏王李泰,嫡庶不明,终于造成今天的灾祸。”驳倒李泰虚伪肉麻的许愿是不难的,难以对付的是如何打消唐太宗感情上的袒护。于是褚遂良干脆直言自己的忧虑:“若为立泰,非别置晋王不可。”这无异警告席太宗,如果坚持立魏王泰,就必须先杀了晋王李治,否则,日后必有一场夺位大乱。褚遂良的这番话触到太宗的痛处,唐太宗不想让兄弟相残的事再度发生,如果立魏王李泰为太了,邢如何才能保证晋王李治的安全呢?唐太宗强压住矛盾的心理,当场就泪流满面地说:“我不能尔。”
其实,唐太宗对李泰和李治都持怀疑态度。他欣赏李泰的政治才干,却担心他容不得诸位兄弟;他欣赏李治的忠厚善良,却不满意他的柔弱寡断。就在唐太宗犹豫不决的关键时刻,李泰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他见舅舅长孙无忌极力拥立李治,生恐父皇改变主意,便在暗中威胁李治:“你跟李元昌感情最好,李元昌已经处死,你难道不担心?”还说什么“不要与我争,否则,后果不堪设想!”这番话杀气腾腾,实在是做得太过火了一些。李治胆小怯弱,经李泰这么一吓唬,惟恐李元昌参与谋反之事牵连自己,便害怕得整日提心吊胆,忧形于色。唐太宗召见李治时,见他忧心忡忡、魂不守舍,再三追问之下,李治才将李泰的话如实相告。太宗听完恍然大悟,开始后悔说出封李泰当太子的话。
这期间,太宗还与李承乾有过一次面谈。李承乾说:“臣贵为太子,更何所求?魏王久有夺嫡之心,只恐被他加害,才与朝臣谋自安之道。一帮凶险不逞之人,遂教臣为不轨之事。今若以泰为太子,这是中了他的圈套了。”
李承乾这番话的分量,并不亚于褚遂良对李泰虚伪誓言的揭露。这时,唐太宗才认识到,他必须面对现实。他不无痛楚地说:“承乾言亦是。我若立泰,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。泰立,承乾、晋王皆不存;晋王立,泰共承乾可无恙也。”李泰当太子,李承乾和李治都会送命;李治当太子,李承乾和李泰都可平安。
太宗在太子李承乾被废以后没有选立魏王李泰,是不希望使后世子孙看到储君之位可以依靠所谓经营而得。
晋王得立唐太宗下决心立李治为太子,确实经过一番慎重考虑。但是,他对群臣的态度并没有十分的把握。他知道长孙无忌支持李治,态度坚决,但对长孙无忌是否能代表绝大多数朝臣,心中仍存疑虑。唐太宗必须得到群臣的公开表态,才能最后定夺。
贞观十七年四月初六,太宗在两仪殿的朝会结束后,只留下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李世勣、褚遂良等,旁边侍立的是惴惴不安的晋王李治。他说:“我三个儿子(太子李承乾、魏王李泰、齐王李佑)、一个弟弟(汉王李元昌),竟做出这种事来,使我心灰意冷。”说罢,竟然自往御座之上,抽出佩刀欲自刺。长孙无忌等人无不大惊失色,争着上前,一面扶抱起太宗,一面夺下了他手中的佩刀,回手将佩刀递给站在一边的晋王李治。长孙无忌似乎明白太宗此举究竟为何,于是请他将心事赐示。太宗于是说:“我欲立晋王。”长孙无忌闻听此言,正中下怀,马上就毫不犹豫地说:“谨奉诏。有异议者,臣请斩之。”太宗对晋王李治说:“你的舅舅应许拥立你了,还不快快拜谢。”李治于是急忙下拜。太宗又对长孙无忌等人说:“公等既符我意,不知道外面会有什么议论?”长孙无忌曰:“晋王仁孝,天下归心久矣。乞望陛下试召问百官,必无异辞。若有不同者,乃是臣负陛下,罪当万死。”太宗见状,也就不再犹豫。于是召集六品以上全体官员于太极殿,对他们说:“承乾悖逆,李泰凶险,都不可当太子。我打算在群儿中选择一个人,不知谁适合?你们只管明言。”大家齐声欢呼说:“晋王仁孝,当为嗣!”李世民大为欢喜。
魏王李泰对形势的变化毫不知情,他带着百余名随从正前往太极宫。唐太宗命城门守卫阻止其随从人宫,而只引导李泰一个人进入肃章门,遂即将他软禁在北苑。
贞观十七年(643)四月初七,太宗亲驾承天门,下诏立晋王李治为太子。当月,李泰被革除雍州牧、相州都督、左武侯大将军之职,降为东莱郡王。后来,又改降为顺阳王,流放均州郧乡(今湖北均县北),贞观二十一年,进封濮王。
懦弱的李治当上皇太子,可见并非出于唐太宗的一厢情愿,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,可以说极大程度上是由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竭力促成的,正如唐太宗对李治所说的:“你的舅舅应许拥立你了,还不快快拜谢。”即使在立李治为太子之后,唐太宗心中仍有不甘,他曾把李泰所上表章示于群臣,说:“泰文辞美丽,岂非才士?我心中念泰,卿等所知。但社稷之计,断割恩宠,责其居外者,亦是两相全也。”遗憾之情溢于言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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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王受宠荒唐胡为的李承乾相比,魏王李泰几乎继承了父亲唐太宗与母亲长孙氏所有的优点。他不仅有才华,善作诗文,爱好经籍、舆地之学,而且有胆略,善于扩大自己的势力与名声。这也是唐太宗最赏识的地方。李泰的经历似乎比较复杂一些,历封宜都
王、卫王、越王、魏王,历任扬州大都督、左武侯大将军、鄜州大都督、相州都督。
李泰的得宠与李承乾的失宠大体上是同时发生、交互消长的。唐太宗几乎是有意鼓励李泰夺取储位。他循序渐进,采取各种手段表示自己对李泰的优宠。例如违背礼教规定,每月赐给魏王李泰的供给出太子李承乾的还多,故意让魏王府凌驾于东宫之上;李泰腰腹肥大,行动吃力,太宗特许他乘小轿入朝。太宗临幸李泰府第,又破例为他赦免长安死囚,蠲免魏王府所在坊区当年租税,赐泰府僚属及同里老人各有等差。这种恩宠是君主才能享有的,唐太宗施之于李泰,无疑是向众臣显示他意立李泰为太子。唐太宗还特许李泰在魏王府内开设文学馆,招引学士,这表面上是表彰李泰礼贤好学,实际上是仿照唐太宗为秦王时置文学馆的旧例。一时之间,魏王府人才众多,门庭若市,这不仅为李泰拉拢朝臣大开方便之门,而且使群臣可以猜测到唐太宗的用意,更何况唐太宗曾经公开表示:“人生寿夭难期,万一太子不幸,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!”唐太宗为李泰夺嗣,千方百计抬高其地位,预先造成宠冠诸王的既成事实,好为其将来继位作准备。
大臣反对唐太宗为李泰谋立太子的态度如此鲜明,为什么李泰最终没有立成呢?关键是当时的重臣持反对态度。
早在贞观十二年正月,唐太宗声称“设无太子,则母弟次立”,暗示魏王李泰可以取代李承乾。魏征当即表示不敢苟同,认为“立嫡立长”是皇位继承的根本原则。在大臣们看来,李承乾虽然不肖,却也没有坏到被废的地步。后来,唐太宗对待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薄此厚彼的做法越来越明显,大臣们对太宗的恩宠逾制公开表示不满。褚遂良曾上疏说:“您虽然特别甚欢魏王,但规格不应读超过太子。如果名分颠倒,当亲者疏,当尊者卑,容易让奸佞小人钻空子,祸乱国家。
但唐太宗根本不理这些话,甚至令李泰移居武德殿。武德殿曾经是李元吉的住所,唐太宗的意图,除了与李泰往来的方便之外,更重要的是借此提高李泰的地位。
魏征就此事上疏唐大宗。魏征在疏中并没有讲立嫡以长的原则,也没有谈历代立嗣的成败,而是单刀直人,诉诸于父子亲情,暗示兄弟阋墙将导致玄武门那样的流血冲突。唐太宗杀弟弑兄,夺取帝位,置”立嫡以长“的原则于不顾,在选择嗣君时主张立贤,却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子孙重演这一悲剧。经过一番考虑之后,唐太宗不仅收回了令李泰移居武德殿的敕旨,而且指派魏征为太子太师,辅佐李承乾,并向群臣宣布:”方今群臣,忠直无逾魏征。我遣傅太子,用绝天下之疑。”
贞观十七年五月,唐太宗针对李泰党人散布的“太子李承乾脚有毛病,而魏王李泰聪明,领悟力又高,时常随太宗出游……已有附会者”的流言蜚语,特对群臣申明:“太子虽然脚有毛病,但并不是不能走路。而且《礼记》记载分明:嫡子死亡,则嫡孙继位。太子的儿子已经五岁,我绝对不会使庶子接替嫡子,打开夺嫡祸源!至此,唐太宗己对众明确宣布绝不以庶代嫡,杜绝了李泰党人的非分之想。
但是,对李承乾和李泰来说,唐太宗改变态度并没有发生预期的作用。李泰并没有因唐太宗改变态度而放弃夺嫡的念头,而立承乾也没有感到真正的轻松。最终,李承乾因密谋发动政变而被废黜。
两难选择贞观十七年四月,太子承乾被废,魏王李泰、晋王李治作为长孙皇后所生的嫡次子,都有继承储君的资格。但是李泰的条件比较优越,他年长李治9岁,有一定的政治背景,尤其是得到太宗的宠爱和支持。朝中大臣岑文本、刘洎看太宗脸色行事,上疏太宗请立李泰为太子。
而李治生性柔弱,喜欢安静,给人们的印象是“宽仁孝友”,虽然身为嫡子,却并没有得到唐太宗过多的关注。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:李治小时候刚一开始学习《孝经》,太宗就书中要义问他,李治这样回答:“夫孝,始于事亲,中于事君,终于立身。君子之事上,进思尽忠,退思补过,将顺其美,匡救其恶。”太宗十分满意,夸奖他说:“能够做到这一点,足以事父兄,为臣子矣。”
不过,唐太宗对李治的赞赏,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宽慰。太宗本人刚毅多谋、胆识俱佳,而且雄心勃勃,不甘屈于人下。李渊起兵太原,太宗参与谋议,联络豪杰,统军出征,剿灭群雄,冲锋陷阵,指挥若定,为大唐王朝的建立与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,充分显示了他的出众才华。尤其是在“玄武门之变”前后,太宗谋夺储君之位,同室操戈,弑兄杀弟,迫父让位,策划周密,毫不手软。所以,对于“仁懦”、“柔弱”的九皇子李治,唐太宗深感与自己不甚“相类”,认为他根本不可能继承大统并在政治上有所作为。
李治虽有诸多不利条件,却有一个绝好的武器,即舅舅长孙无忌的大力支持。“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,帝以太原石文有‘治万吉’,复欲从无忌。”这可能是高宗朝修《实录》、《国史》的史官,为了制造高宗运应天命的把戏编撰出来的。实际上促使唐太宗重新考虑立嫡的绝不是“石文”预言,而是长孙无忌的“固欲立晋王”的态度。
李泰、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,为什么长孙无忌会如此薄此厚彼呢?这与长孙无忌不愿失势有关。长孙无忌在“玄武门之变”中立下大功,是唐玄宗贞观年间的重臣。贞观晚年,唐太宗对功臣子弟参与争立(宰相杜如晦之子杜荷参与李承乾的谋反,宰相房玄龄之子参与李泰谋嫡)表现出强烈不满,对许多大臣都产生了猜忌之心,而长孙无忌及其子弟都没有介入李承乾与李泰的党争之列,又兼皇亲国戚的特殊身份,使得唐太宗对他特别信任,导致他权势日隆,大到可以左右朝政之势。
长孙无忌已经大权在握,当然不愿意失势,更乐意拥立一个懦弱听话的外甥当皇嗣,以便将来操纵政权。选李泰显然不合适,因为李泰于贞观十一年置文学馆收纳了诸多人才,以后又有文武群官投靠门下,已经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党羽势力,一旦上台当了皇帝,肯定会重用自己的亲信,不会重用长孙无忌一类的老臣。而且李泰业已成年,有一定的政治能力,长孙无忌想控制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而李治就不同了,他为人懦弱,又没有自己的政治势力,所以成了长孙无忌期望的最佳人选。故为此,长孙无忌极力美化李治,将李治的懦弱赞扬为“仁孝”。一旦“仁孝”的李治嗣位,他的擅权也就没有问题了。
另外,李泰与李治争立太子的矛盾,背后涉及功臣子弟与元老重臣的权力分配问题。李泰的党羽多是一些功臣子弟,比如柴绍之子柴令武、房玄龄之子房遗爱、杜如晦之弟杜楚客等等。这个集团与长孙无忌是有矛盾的。这些功臣子弟年龄较轻、阅历较浅、职位较低,要想自己掌权,必须把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赶下台去。长孙无忌想巩固自己的权势,当然也要排斥这些功臣子弟。
李泰本人也没有想过拉拢朝廷元勋。他仗着父皇的宠爱,自以为皇太子非他莫属,从不收敛自己的行为,连朝中的三品大员都不放在眼里,还因为三品以上的公卿对其不下马行礼而怀恨在心,居然到太宗面前告状。李泰目空一切、傲视群臣的态度,让朝中重臣极为不满,结果导致朝中有权有势者多被长孙无忌拉过去站到了李泰的对面。
“自古嫡庶无良佐,何尝不倾败家国”,这个道理唐太宗十分清楚,如果他选择的继承人得不到贤相良臣们的拥戴,保存基业是很困难的。李泰的党羽多为不肖的功臣子弟,非属“良佐”之列;李治则得到了以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李世勣为代表的有势力的核心集团的拥戴,可以保证“贞观之治”的政策得以继续贯彻实施。唐太宗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陷入了两难,按感情来说,他一贯倾向李泰;从理智来说,他不能不择取李治。
为了争取李泰能获得元老重臣的支持,庸太宗曾故意放出话来试探大臣的反应,叙述了魏王泰“自投我怀”的亲密之情,还转达了李泰乞求立为太子时的奇怪许愿:“我只有一个儿子,如果我死了,一定把他杀掉,传位给弟弟晋王(李治)!”此言一出,马上遭到褚遂良的反对:“陛下失言。哪有身为皇帝却肯杀他的爱子,而传位弟弟的?陛下从前既封李承乾当太子,而又宠爱魏王李泰,嫡庶不明,终于造成今天的灾祸。”驳倒李泰虚伪肉麻的许愿是不难的,难以对付的是如何打消唐太宗感情上的袒护。于是褚遂良干脆直言自己的忧虑:“若为立泰,非别置晋王不可。”这无异警告席太宗,如果坚持立魏王泰,就必须先杀了晋王李治,否则,日后必有一场夺位大乱。褚遂良的这番话触到太宗的痛处,唐太宗不想让兄弟相残的事再度发生,如果立魏王李泰为太了,邢如何才能保证晋王李治的安全呢?唐太宗强压住矛盾的心理,当场就泪流满面地说:“我不能尔。”
其实,唐太宗对李泰和李治都持怀疑态度。他欣赏李泰的政治才干,却担心他容不得诸位兄弟;他欣赏李治的忠厚善良,却不满意他的柔弱寡断。就在唐太宗犹豫不决的关键时刻,李泰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他见舅舅长孙无忌极力拥立李治,生恐父皇改变主意,便在暗中威胁李治:“你跟李元昌感情最好,李元昌已经处死,你难道不担心?”还说什么“不要与我争,否则,后果不堪设想!”这番话杀气腾腾,实在是做得太过火了一些。李治胆小怯弱,经李泰这么一吓唬,惟恐李元昌参与谋反之事牵连自己,便害怕得整日提心吊胆,忧形于色。唐太宗召见李治时,见他忧心忡忡、魂不守舍,再三追问之下,李治才将李泰的话如实相告。太宗听完恍然大悟,开始后悔说出封李泰当太子的话。
这期间,太宗还与李承乾有过一次面谈。李承乾说:“臣贵为太子,更何所求?魏王久有夺嫡之心,只恐被他加害,才与朝臣谋自安之道。一帮凶险不逞之人,遂教臣为不轨之事。今若以泰为太子,这是中了他的圈套了。”
李承乾这番话的分量,并不亚于褚遂良对李泰虚伪誓言的揭露。这时,唐太宗才认识到,他必须面对现实。他不无痛楚地说:“承乾言亦是。我若立泰,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。泰立,承乾、晋王皆不存;晋王立,泰共承乾可无恙也。”李泰当太子,李承乾和李治都会送命;李治当太子,李承乾和李泰都可平安。
太宗在太子李承乾被废以后没有选立魏王李泰,是不希望使后世子孙看到储君之位可以依靠所谓经营而得。
晋王得立唐太宗下决心立李治为太子,确实经过一番慎重考虑。但是,他对群臣的态度并没有十分的把握。他知道长孙无忌支持李治,态度坚决,但对长孙无忌是否能代表绝大多数朝臣,心中仍存疑虑。唐太宗必须得到群臣的公开表态,才能最后定夺。
贞观十七年四月初六,太宗在两仪殿的朝会结束后,只留下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李世勣、褚遂良等,旁边侍立的是惴惴不安的晋王李治。他说:“我三个儿子(太子李承乾、魏王李泰、齐王李佑)、一个弟弟(汉王李元昌),竟做出这种事来,使我心灰意冷。”说罢,竟然自往御座之上,抽出佩刀欲自刺。长孙无忌等人无不大惊失色,争着上前,一面扶抱起太宗,一面夺下了他手中的佩刀,回手将佩刀递给站在一边的晋王李治。长孙无忌似乎明白太宗此举究竟为何,于是请他将心事赐示。太宗于是说:“我欲立晋王。”长孙无忌闻听此言,正中下怀,马上就毫不犹豫地说:“谨奉诏。有异议者,臣请斩之。”太宗对晋王李治说:“你的舅舅应许拥立你了,还不快快拜谢。”李治于是急忙下拜。太宗又对长孙无忌等人说:“公等既符我意,不知道外面会有什么议论?”长孙无忌曰:“晋王仁孝,天下归心久矣。乞望陛下试召问百官,必无异辞。若有不同者,乃是臣负陛下,罪当万死。”太宗见状,也就不再犹豫。于是召集六品以上全体官员于太极殿,对他们说:“承乾悖逆,李泰凶险,都不可当太子。我打算在群儿中选择一个人,不知谁适合?你们只管明言。”大家齐声欢呼说:“晋王仁孝,当为嗣!”李世民大为欢喜。
魏王李泰对形势的变化毫不知情,他带着百余名随从正前往太极宫。唐太宗命城门守卫阻止其随从人宫,而只引导李泰一个人进入肃章门,遂即将他软禁在北苑。
贞观十七年(643)四月初七,太宗亲驾承天门,下诏立晋王李治为太子。当月,李泰被革除雍州牧、相州都督、左武侯大将军之职,降为东莱郡王。后来,又改降为顺阳王,流放均州郧乡(今湖北均县北),贞观二十一年,进封濮王。
懦弱的李治当上皇太子,可见并非出于唐太宗的一厢情愿,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,可以说极大程度上是由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竭力促成的,正如唐太宗对李治所说的:“你的舅舅应许拥立你了,还不快快拜谢。”即使在立李治为太子之后,唐太宗心中仍有不甘,他曾把李泰所上表章示于群臣,说:“泰文辞美丽,岂非才士?我心中念泰,卿等所知。但社稷之计,断割恩宠,责其居外者,亦是两相全也。”遗憾之情溢于言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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